[46]在争议中，该家长事先不知道高桥小学开设了性教育课程，对其进行公开质疑可以获得学校的解释、说明，这属于参与学校事务权的范围。

尽管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式，但与一般意义上的过错责任有较大差别。如果行政机关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高于行政相对人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能够推翻行政相对人提供证据证明的事项，行政相对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在行政违法过失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才真正将主观过错纳入行政处罚考量因素，这标志着行政处罚客观归责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终结，体现了行政处罚归责标准的重大进步，体现了国家对维护公平正义的决心和保障。当事人不作为违法责任是由于当事人应当履行某种法定的作为义务而未履行该义务而产生的，如果没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当事人的不作为并不对行政管理秩序造成侵害。在法治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一旦实施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就可能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显示我国对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体现了行政处罚归责原则的与时俱进。

对于当事人故意违法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对于当事人过失违法的适用过错责任。遂判决如下：一、撤销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39] 当然，源于英国普通法传统，美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并非立基于绝对的人民主权的观念。

因为即使是那些决定政体的多数人也不能赋予其代理机关以专断权力。[6]法国的宪法序言也不是始终不具有规范效力。[43][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9页。[66]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自我宣称便体现了洛克难题，如果说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宪法实施的条件的话，这一条件恰恰是宪法自己创设的。

因此，只有祛除制宪权的权力属性，而将其转变为一种权威，才能实现宪法的正当创建。[50]耶利内克主张国家法人说，认为统治权属于抽象的国家，这实际上回避了国内最高权力是否属于国民的问题，从而否定宪法具有最高法性质。

[7]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参见[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由此引申出，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55]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确立旨在确保宪法不被立法权随意或草率地修改，由此决定了宪法的刚性，表现为宪法为自身内置了特别的修改程序，宪法的刚性是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自我维护的手段。

[17]这一根本价值是指根本规范、自然法、永久性规范，如人性尊严、自由权、法治主义。[60]参见[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0页。[16]可见，作为制宪权理论的创始人，西耶斯并非盲从于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而是实现了对卢梭绝对主权的超越，即制宪权并不是绝对的，受法治国家根本价值的约束。[21] （二）源于自然法的超验正义 从哲理化的自然法学来看，所有实在法包括宪法仅仅是对自然法的宣示，而这一实在法的宣示是人类理性的成果。

此外，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绝对化理解，导致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由于宪法至上与私法自治之轩轾，出现宪法与民法之间的学科之争。（二）美国：从联邦最高到宪法最高 宪法学者们通常认为，美国最早在宪法中确立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体现为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规定：宪法和依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的权力已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

这在后来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被马歇尔大法官解释为联邦最高，即联邦的宪法和法律最高地位的要旨即在于：在其范围内扫除一切行动障碍，并改变次级政府的每项授权，使其自身的运作免于次级政府的影响。因为，如果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不遵守宪法甚至有超越宪法的特权，那么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便不复存在。

某项规定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取决于该项规定自身。任何一种受委托的权力都不得对这种委托的条件作丝毫变动。[66]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因此，研究并回答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基础性的学术价值。可以说，在英国，宪法至上被议会主权所取代，然而，议会主权并未赋予议会立法具有可以取代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5]根据王叔文先生的观点，序言中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内容恰恰是强调宪法规范性和强制约束力的。

因为，法律作为立法权的作品，是人民公意的表达，与宪法没有特别的本质区别。然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对后代人当然构成先在约束吗？制宪者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意志表达不需要行宪者事后追认吗？托马斯·杰斐逊曾言世界属于活着的人们。

正如科尔曼所言，如果法律是一种权威，法律权威不能求助于法律权威性这个概念来解释，而必须求助于法律权威性之外的东西。可以说，确立1954年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意义重大，因为它是1982年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渊源。

[6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第2版，第41页。[3][日]佐藤功：《日本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载《环球法律评论》1983年第3期，第41页。

近代以降，这一超验正义被转化为人权话语。[22]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64]参见[美]路易斯·迈克尔·希德曼：《论宪法不服从》，仇之晗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只有在马伯里案之后，宪法才高于法律，换句话说，在马伯里案中，并不是法院通过宪法的至上性来论证其判决，而是法院通过马伯里案才确立了宪法的至上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款将联邦宪法、法律甚至条约整体作为约束州法的最高法律，确立的是联邦法相对于州法的最高性，而不是宪法相对于法律的最高性。诸如，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应当由制宪权创设，为什么我国首部宪法1954年宪法未规定，却在1982年宪法中首次规定？如果1982年宪法是修宪的过程，1982年宪法可以确立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吗？出现在宪法序言中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可否会因为序言本身规范效力的缺失而效力减损？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是绝对主权吗？为什么主要西方国家并没有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其各自的制度逻辑是什么？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对后代有预先承诺和在先约定的效力吗？上述问题从规范内涵、效力基础和生成逻辑诸方面构成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答或者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有的问题甚至从未被提出。

重要的宪法规定会表现出法律原则的特性。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不配名之为法的、错误有害的措施在各个民族中仍然不断予以制订。

[59]因此，国民受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约束与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并不矛盾。可见，宪法效力规范未必包含于序言之中。

个别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37] 可见，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规定的最高法律效力规范是联邦最高而不是宪法最高。[33]可见，英国的高级法并非议会的制定法而是体现自然法理念的普通法。根据自然法的观念，宪法至上性不应植根于人民的意志。

[22]康德将绝对命令称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要求一个人应当依照这样一种方式而行为，直至其意志的准则能像一项普遍立法原则那样具有效力。综合上述四国的宪制经验，可以看出，在世界范围内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只能以一国存在成文宪法为前提，不成文宪法国家不可能有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

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4款，对于任何排除（推翻）德国宪法秩序者，在别无其他救济途径时，任何德国人民皆拥有抵抗权。[31]参见涂怀莹：《现代宪法原理》，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因此，没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自身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并未妨碍其进行违宪审查，而违宪审查则当然预设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58]也就是说，每一个结合者在政治中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主权者的成员，也是政治秩序的服从者。